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对职务犯罪量刑的影响为例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偏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具备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首对刑种的选择、刑度的确定、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导致对职务犯罪量刑畸轻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量刑制度不完善、量刑规则缺位、量刑理念偏差及案外因素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完善制度、平衡司法、更新观念、限制案外因素影响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试论司法话语权的评判要素

司法话语权,就是在司法过程中参与者的言说资格和行为资格。而所谓司法话语权的评判要素,就是构成司法话语权如何判断作为司法话语权的前提、基础、核心概念等的要素,如多元性、平等性和理性;如何判断在司法话语权行使过程中,如公共利益、公民社会和参与的不同作用;如何判断司法话语权的行使质量,如司法协商、司法共识和合法性结果等等。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论案例指导制度

2005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中,以实现统一和灵活适用法律的功能。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实现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的两种形式,但它们在效力和形式上都不同,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力。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和效力来源亦不同于英美法的判例,它是下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发布,下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日益融合的趋势下,指导性案例结合了两大法系的可能优势,形成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点。     

法院调解的存在逻辑与功能分析——以陕西省某市A区法院为实证考察

从清代和陕甘宁边区两种不同的案件案件调解模式来看,其背后成因是司法环境的改变。当代中国的司法环境为面子社会里的人情往来、差序格局下的私人道德、社会失范后的信仰缺失、权力体系内的司法弱小和乡土中国中的法律真空,这使得法院调解在现阶段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结合对陕西省某市A区法院的实证研究,借鉴棚濑孝雄的过程分析,可以发现法院调解在解决观念型、心理型、"熟人社会"型、矛盾激化型纠纷以及弥补司法能力不足方面,相比于正式审判制度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但是法院调解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也有待进一步规范。     

论司法证明方法的第三次转变

从古到今,司法证明方法变动不居。而证据是司法证明方法历史兴替的标志,证明方法的各种属性是司法证明方法历史兴替的根据。发源析流,知古鉴今,人类社会的司法证明方法已然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变,当代基于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和仪器测试而取得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证据的出现预示着司法证明方法第三次转变的发展方向。而一些国家对证明犯罪人主观心理方法合法性的立法认可显露了司法证明方法第三次转变的冰山一角。     

关于减少诉讼资源消耗的几点思考

诉讼资源的有限性与日益增加的诉讼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在利用有限诉讼资源的同时得到最大的诉讼效益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影响诉讼资源消耗的因素主要是诉讼周期、诉讼程序、追求司法公正的观念和司法人员专业素养与水平等。对此,有关部门应从立法上缩短审限,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与专业水平,精简司法机关的人员编制,健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与完善简易程序。     

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出于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部门利益需要,不少防卫人被作为＂斗殴＂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往往按照＂不得已＂标准考量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人在罪犯逃离现场从而获得防卫机会时进行防卫,往往被一刀切地认定为＂防卫不适时＂;公、检、法受理防卫类案件的程序和特点,使得防卫人经常被定性为＂伤害（杀人）＂而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和救济,最终,形成公民不能、不愿行使防卫权之困局。破解对策为：规范涉及＂斗殴＂定性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明确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判定行为性质;确定犯罪嫌疑人携赃物逃离现场行为性质为＂正在进行＂;对＂扭送权＂相关内容及其范围、对象和损害后果之责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使其切实可行。     

论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格式条款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交易工具,它在给人们带来交易便捷、节省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不自由、不正义等诸多问题。对格式条款进行了学理界定,并在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根据中外立法和学说,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当前很有必要深化对海峡两岸间跨境经济犯罪之惩治与防范的研究。跨越海峡两岸的经济犯罪与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境内经济犯罪有着不同的表现,而海峡两岸刑事法学界对此的概括和分析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开展相关的刑事司法合作有一定的影响。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可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刑事诉讼阶段展开合作,但需要特别注意妥当处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以利于对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的有效防治。大陆地区需要立足于自身情况,结合海峡两岸跨境犯罪的具体特点,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